黄帝陵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的祭祀，主要有三种情况：一是按照汉代形成的惯例，在南郊祭天的同时设五帝神位，加以祭祀，有时还专门举行“黄郊”以迎季夏之气。祭天礼是天子权力的象征，而这一时期国家分裂，各个分立政权的统治者争夺正统地位，都要行郊天大典，同时祭祀黄帝。据《文献通考·郊社三》，魏晋南北朝时期举行过郊天大典的帝王有：魏文帝、魏明帝、吴孙权、晋武帝、晋元帝、晋成帝、晋康帝、晋安帝、宋武帝、宋孝武帝、齐高祖、梁武帝、陈武帝、北魏道武帝、北魏明元帝、北魏献文帝、北魏孝武帝、北齐高祖神武帝、北周武帝等。举行过“黄郊”迎气之典的帝王有魏明元帝、北齐诸帝、北周诸帝。如北魏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于四郊，远近仿五行数，各为方坛。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。
　　第二种情形是在明堂中祭祀五帝，如晋武帝三年于明堂立五帝位，傅玄还撰有“祠天地五郊牺牲歌”，“祠天地五郊送神歌”、“享天地五郊歌”。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在明堂中也曾设五帝位。齐高祖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于明堂，以有功德之君配祀。梁武帝也祀五帝于明堂，服大裘冕以祭，沈约撰有五帝歌各一首。这时的明堂就是太庙。帝王在太庙里面祭祀黄帝，表明当时人们仍然以黄帝为始祖。这一做法继承和深化了秦汉时期祭祀五帝的传统。
　　第三，有的帝王到传说有黄帝遗迹的地方进行祭祀。北魏皇帝借东巡的机会，曾经在今河北涿鹿的桥山先后四次拜祭黄帝。《魏书·太宗纪》记载：“太宗明元皇帝在神瑞二年和泰常七年两次驾幸桥山，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”。《魏书·世祖纪》记载：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*(上鹿下加)元年(428)，“八月，东幸广宁，临观温泉，以太牢祭黄帝。”《魏书·礼志》记载，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(460)，“帝东巡，历桥山，祀黄帝”。
　　魏晋时期，因袭了黄帝作为天神享祀的传统，对黄帝的祀典主要表现为祭天随祀、明堂拜祀和迎气之祀，各朝取舍又有不同。曹魏祭祀缺乏连续性，其“郊祀天地明堂，是时魏都洛京，而神祗兆域明堂灵台，皆因汉旧事”(《宋书·礼志三》)。晋初“郊祀权用魏礼”，但不久又不采汉郑玄的“六天说”，认为“五帝，即天也，五气时异，故殊其号。虽名有五，其实一神。明堂南郊，宜除五帝之坐。五郊改五精之号，皆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已”。《通志》亦载“泰始二年诏定郊祀南郊宜除五帝坐”(《通志·礼一》)，太康十年，又因“往者从议除明堂五帝位，考之礼文正经不通”，“宣帝以神武创业，即已配天，复以先帝配天，于义亦不安，于是又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。晋惠帝时也一度“明堂除五帝之坐”，但不久又更诏“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仪”(《晋书·礼志上》)。
　　在西晋五十年间，曾两次废止祭天时黄帝作为五帝之一随祀，但由于后世祭祀多习用旧典，黄帝享祀日久，从而出现时废时举的现象。这反映出在魏晋时期，对五帝的理解已出现分歧，郑玄的“六天说”与王肃“五帝不得为天”的分歧影响到西晋及以后的祭典，西晋王朝在两说之间摇摆不定。
　　南北朝时期，祀典中明确出现了“五人帝”的提法，黄帝一方面以五方上帝之一享祀，另一方面又以五人帝之一身份配祭，可谓是王学与郑学折衷的反映。这一时期，黄帝作为五方上帝之一随祀，亦曾出现反复。梁朝因五精上帝俱是天帝，“于坛则尊，于下则卑。且南郊所祭天皇，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”，又除南郊五帝祀，加十二辰座。陈代梁后，又“除十二辰座，加五帝座，其余准梁之旧”。南北朝时，黄帝作为五人帝之一配祭表现在郊迎制度上，五郊分迎五精上帝，黄帝同时又作为人帝配祭，并以五官、三辰、七宿从祀(以上魏晋南北朝祭祀黄帝演变，据李桂民硕士论文《黄帝的史实及黄帝崇拜观念的演变》，西北大学，2000年)。
　　隋唐时期对黄帝的祭祀沿袭南北朝，更进一步制度化、规范化。从南郊祭天和五郊之祭来看，隋唐都沿袭了在南郊祭天以五帝配，以及四时迎气之祭的做法。隋代郊迎制度因循前朝，以四立之日及季夏，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，迎其帝而祭之。《隋书·礼仪志二》记载了隋代郊坛情况：“隋五时迎气。青郊为坛，国东春明门外道北，去宫八里，高八尺。赤郊为坛，国南明德门外道西，去宫十三里，高七尺。黄郊为坛，国南安化门外道西，去宫十二里，高七尺。白郊为坛，国西开远门道南，去宫八里，高九尺。黑郊为坛，宫北十一时丑地。高六尺。并广四丈。”不过当时皇帝较少亲祠，往往由贵臣礼官摄行。唐代《开元礼》明确规定，冬至南郊祭天，要设昊天上帝神座和五方帝神座，五郊之黄郊多定在季夏土王日举行。根据五行理论，五行轮流居统治地位，土王日的“王”指当政为王，就是说夏六月土为王时。唐武德、贞观年间，仍岁祀五帝。武则天临朝时，五帝不再称天，《通典·礼典三》：“永昌元年九月敕：天元二称，帝是通名，承前诸儒，互生同异。乃以五方之帝，亦谓为天，假有经传互文，终是名实未当。称号不别，尊卑相浑。自今郊祀之礼，唯昊天上帝称天，自余五帝皆称帝。”《开元礼》所定岁祀五帝之礼与武德、贞观之制基本相同，略为：“立春日祀青帝于东郊，以太昊配，句芒、岁皇、三辰、七宿从祀；立夏日祀赤帝于南郊，炎帝配，祝融、荧惑、三辰、七宿从祀；季夏日祀黄帝于南郊，轩辕配，后土、镇星从祀；立秋日祀白帝于西郊，少昊配，蓐收、太白、三辰、七宿从祀；立冬日祀黑帝于北郊，颛顼配，玄冥、辰星、三辰、七宿从祀。”(《文献通考·郊社十一》)
　　唐代五郊祀中最重东郊，《新唐书·玄宗纪》有开元十六年(738)正月“丁丑，迎气于东郊。”《旧唐书·礼仪志四》：“玄宗开元二十六年，又亲往东郊迎气，祀青帝，以句芒配，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。其坛本在春明门外，玄宗以祀所隘狭，始移于浐水之东面，而值望春宫。其坛一成，坛上及四面皆青色。句芒坛在东南。”《旧唐书·归崇敬传》：“汉魏、周、隋，共此礼。国家土德乘时，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，以后土配，所谓合礼。”唐代土德，所以又比较重视黄帝之祀。
　　从黄帝陵庙致祭来看，隋代废止了祀黄帝于明堂的做法，主要在圜丘祭天、孟夏雩祭和郊迎制度中祭祀黄帝。自隋唐起，朝廷在历代帝王陵寝所在地进行祭祀。唐玄宗时制定的《开元礼》曾明确了一些帝王陵寝的所在地，但对于黄帝陵所在地尚未能确定，唐代宗大历五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：“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，请置庙，四方飨祭，列于祀典。”这里所说的坊州黄帝陵阙就是今黄陵桥山黄帝陵。唐代宗批准了这一请求，从而使此地黄帝陵庙致祭被纳入祭典。
　　隋唐时期的黄帝祭祀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，那就是中央开始设立专门的三皇庙和五帝庙。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，在京城立有三皇五帝庙，另立庙祭祀三皇以前诸帝。唐玄宗时，除在京师祭祀三皇五帝外，又下诏在京师设三皇以前帝王庙，与三皇五帝庙相近，按时致祭。
　　

黄帝陵志/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.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.3